上海音乐厅:这座古典式建筑的每一处转角都流淌着乐章

  • 2022年1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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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郭超豪

  人民广场边,延中绿地内,一座西方古典风格建筑吸引着四方来客的目光,她就是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上海音乐厅。

  作为上海的文化地标之一,这座1930年建成的“城市音乐客厅”在经历了大修、平移和多次修缮后焕发新生、华丽归来,继续讲述她的传奇经历和上海这座海派城市的文化故事,展示这栋值得被一再阅读的历史建筑的无穷魅力。

  一个半甲子,定格多少光影与音符的记忆

  上世纪二十年代,偌大的上海找不到一座具备国际水准的电影院。在此背景下,上海音乐厅(当时名为南京大戏院)应运而生。1929年,当时的社会名流何挺然名下的联怡公司向潮州同乡会会馆租地,在八仙桥爱多亚路523号(今延安东路)投资建造一栋名为“南京大戏院”的建筑,并于1930年3月26日开业。选址于当年这条商铺众多的商业街,显然是出于吸引目标客流的需要。开业当天首映的是“全部歌舞对白有声巨片”——美国环球公司出品的《百老汇》,由此成为了上海第一家播放外国电影的影院。

  从彼时的“南京大戏院”到1950年更名为“北京电影院”,再到1959年命名为“上海音乐厅”,名字的更迭也叙述着其功能的演变。音乐厅的舞台在设计之初讲究“亲民”,既小且浅,方便在放映电影之外安排其他戏班演出。抗战胜利后,京剧大师梅兰芳复出表演《贵妃醉酒》、其与“俞派”泰斗俞振飞在此合作的第一场戏《双奇会》都引起不小轰动。新中国成立前,这里主要以播放电影,表演杂技、马戏、中国戏曲为主,是当时最豪华的电影院,曾获得美国福克斯公司和米高梅公司的新片专映权。

  由于南京大戏院的设计更多考虑的还是当时默片放映时的乐队伴奏,这使得她在新中国成立后,被优先列入了上海改造专业音乐厅的备选项。1959年,中国古典音乐界的灿烂群星汇聚一堂: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一曲《夜莺》、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奏响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指挥家司徒汉指挥大合唱《幸福河》……这台代表着当时中国最高音乐水准的演出,见证了她以“上海音乐厅”这一新名字焕发新生。

 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绕着音乐厅通宵排队购票的回忆、对古典乐的渴望和追求,让她成为无数上海观众念念不忘的文化地标。交响序曲《红旗颂》、大合唱《中国·我可爱的母亲》从华丽的音乐殿堂流淌到百姓的质朴心间,成为永恒的红色经典;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在此奏响第一个凄美的音符,引领中国音乐走向世界;闵惠芬、郑石生等中国音乐家也从这里脱颖而出,成为一代代中国音乐人和观众心中的偶像。

  翻开上海音乐厅的时光相簿,老乐迷的记忆一定会长久停驻在2005年底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上——这是指挥大师杨松斯第一次率团访沪,就在来沪前不久,他被确认为2006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执棒者。在16年前的那两个上海冬夜,贝多芬《第七交响曲》等的经典旋律响起,德奥乐团严谨醇厚的传统让台下的观众如痴如醉,观演人群中不乏指挥家卞祖善等国内名家。

  2007年深秋,为迎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·梯勒曼麾下的慕尼黑爱乐乐团,音乐厅舞台两侧的音罩被打开,以便容纳乐团超过百人的庞大编制。慕尼黑爱乐上演了查德·斯特劳斯的《唐璜》等多首德奥作品,加演的瓦格纳《纽伦堡的名歌手》序曲气势恢宏的和声,更让这一晚成为乐迷心中的不眠之夜。

  钢琴大师安德拉斯·席夫或许自己也不会想到,他第一次来上海举行音乐会,就创下了上海音乐厅独奏会的加演纪录。那是2013年的初夏,许是因为上海观众的热情点燃了席夫心中的火焰,在全场疯狂的欢呼喝彩声中,他九次返场加演八曲,时间长达58分钟。加演曲目包括巴赫《意大利协奏曲》、舒曼《C大调幻想曲》第三乐章、门德尔松《庄严变奏曲》 《纺织者之歌》……当席夫第九次返场弹奏起巴赫《哥德堡变奏曲》咏叹调时,有观众已泪如雨下。很多乐迷表示,这是上海多年来最富传奇性的一场独奏音乐会。

  茱莉亚四重奏、哈根四重奏、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、圣马丁室内乐团,知名团体悉数到来;钢琴家傅聪在家乡上海举办的首场协奏音乐会、大提琴家王健的全套巴赫独奏大提琴组曲专场音乐会,上海音乐厅记录下众多艺术家的高光时刻……

  “无心插柳”下,造就“打着灯笼也难找”的音效

  有人将上海音乐厅称为“凝固的音乐”,因为她外表高尚具有艺术魅力,建筑上的装饰多变化且有层次,色调淡雅。古典的柱子与券门配合得比例匀称,使人产生富有节奏与旋律的感觉。踏入其中,便如闻交响乐的主题旋律重复、变奏、展开、派生、对比、再现……

  上海音乐厅的设计者,是第一代留洋归来的华人设计师范文照、赵深。与后来归国的陈植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一样,他们也毕业于被称为“建筑师摇篮”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,并深受当时西方古典式建筑风格和折衷主义的思路的影响,即将西式建筑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部。

  1930年的南京大戏院堪称是这种风格的“集大成者”。占地面积1381平方米,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,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,共四层,外墙下部汰石子墙面,上部为红釉带褐砖的清水面。建筑立面为简化的新古典主义构图,比例优美,入口雨蓬上方的爱奥尼亚式横梁与圆形壁柱,构成三开间的壁龛和三扇圆拱形窗。楣梁上方檐口下有一块浮雕,形成典雅的装饰风格和优雅的构图,虚实对比强烈。门厅内有一座仿巴黎歌剧院的大楼梯通向楼厅;二层的柱子用华丽的罗马复合柱式,组成列柱柱廊和列柱券廊,黑色大理石的柱头与白色的大理石柱身形成强烈对比。它们与六扇大门的华丽门厅、富丽堂皇的穹顶、汉白玉的台阶等设计搭配协调、富有层次。章明设计师事务所主任设计师、上海音乐厅文保区总设计左承岦认为,上海音乐厅的许多设计和细节处理,即使放到现在依然值得称道。例如音乐厅入口大厅中气度非凡的16根罗马式立柱廊柱;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三折楼梯和二楼长廊;剧场四周精巧美观、富有层次的装饰构图;穹顶上细致复杂、富有动感的云纹等。

  毫无疑问,上海音乐厅是中国建筑师设计西方古典式建筑的一个成功例证,也是近代上海戏院建筑的发展的鼎盛时期的标志,它预示着中国建筑师自此登上上海戏院建筑设计的舞台。

  有意思的是,在上海音乐厅建成后,范文照受到了新的建筑风潮影响,开始积极提倡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。1934年,范文照撰文对折衷主义表示反省,对于那种“拿西方格式做屋体,拿中国格式做屋顶”的做法表示“尤深恶痛绝之”,呼吁“大家来纠正这种错误”,同他当年“全然守古”彻底决裂,并提倡“全然推新”的现代建筑;甚至提出了“一座房屋应该从内部做到外部来,切不可从外部做到内部去”这一由内而外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,赞成“首先科学化而后美化”。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,便是他新建筑思路的代表作。舍弃了外表的富丽堂皇,追求功能合理、布局紧凑、经济实用,这样的建筑理念延续到了今天。

  不过,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音乐厅绝非“绣花枕头”,如此多的大师名团青睐这里,绝非是因为华丽的外表,而是上海音乐厅具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音响效果——全场每个座位覆盖长达1.5秒到1.8秒的混响,指挥家陈燮阳称其“打着灯笼也难找”;“空气中似乎都有电流”,这是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艺术总监大卫·芬克尔给予上海音乐厅音效最高质量的评价;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也曾赞美:“这里的音响效果是上海最好的,无论演出者和听众都愿意选择这里。”

  顶级音效的“秘密”很复杂,但可以肯定是当年“无心插柳”意外结出的硕果。据左承岦介绍,建筑的混响效果来源于多个方面,主要的因素是空间形状和大小、墙面材料的“吸声率”等。上海音乐厅建造之初主要是满足放映电影的需求(混响要求0.8秒),但靴形的结构加上面积、舞台高低、甚至墙壁和穹顶雕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导致了她的混响明显“超标”,达到1.5秒以上,这对电影放映未必十分有利,却与美妙的音乐堪称天作之合。1959年,为了测试上海音乐厅混响时间,考虑到人体对声波的吸收,有关部门特地从部队调来1000件军大衣,夜深人静时进入音乐厅,一件件地蒙在座位上,模拟全场坐满上千名观众的情景。最终,完美的效果让这座建筑正式成为了上海的城市音乐厅。

  九十余载光阴,上海音乐厅经历过多次修缮、大修甚至平移。2002年9月,为了配合城市改造规划,上海音乐厅进行了平移修缮工程。

  当时年迈七十的音乐厅,体重多达5650吨,在平移中被抬升了3.38米,并从现在的高架西藏路口匝道口处向东南方向平移到现在的位置,一共走了66.46米,在全国建筑平移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。让风烛残年的脆弱墙体、木结构屋顶下没有隔墙的危险结构,扛住平移时的诸多风险,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施工人员因为害怕激起对历史建筑的震动,不仅小心将音乐厅内外都“五花大绑”,对接新柱墙时,甚至一律用手工工具,凿除了整整2800立方的混凝土。平移后的音乐厅,坐落于花木掩映中。外部保留了西洋建筑的历史风貌,内部设施则以“海上蓝”的主色调重新设计,更为典雅精致。在竖琴状的灯架和暖色调灯光辉映下,纯木制作的古铜色古典欧式座椅搭配淡青色坐垫,让观众如置身蔚蓝海浪、无边月色中聆听仙乐,颇为浪漫。情侣们都将音乐厅作为心目中拍摄婚纱照的理想胜地。

  2019年3月起,经过十几年高强度使用的音乐厅“不堪重负”,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封闭修缮。自去年9月完成修缮重新开业至今,上海音乐厅增加了两万多名会员。在疫情影响下,今年前10个月依然有296场音乐会在此上演。每年对标国际一流艺术机构,积极引进名人、名团、名家,努力打造成为“经典的殿堂、时尚的窗口、音乐的家园”,为上海、全国、全世界的观众带来艺术无疆界的真正享受,走过近一个世纪的上海音乐厅,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。

责任编辑:张诗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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